曾国藩“开吊赙仪”奔母丧
1849年4月13日（二月初八），曾国藩给兄弟曾国荃等写信，主要是“报升任礼部侍郎之喜”。今有某县学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，然后当了处长，每回省亲，均有县里领导陪同，乡亲们以为这人在首都一定相当了不起，于是掰着指头一路算下来，除了经常在电视上见到的几位……然后，然后就轮到这位处长了。当了副部长这么大干部这在湖南乡间来说绝对是件光宗耀祖的大事，怪不得修养似曾国藩者心里头也有点儿按奈不住的窃喜。
礼部侍郎已官居二品，“二品官按道理应该坐绿呢车，我向来一切简朴，故仍坐蓝呢车”曾国藩根兄弟说。其实真实情形应该是，“三个月前买了一头驴子，不久后赵炳堃又送了一头”，可见曾国藩当了副部长工资却并不是太高，那时候副部级官员似乎也没有专车待遇，而仅仅给了个指标：阁下已经够坐绿呢车的资格了，但动力（驴、骡子或者马）得自己购买，司机也得自己聘请。这就好比现在官员按职级已经可以配八缸奥迪，但车需要自己买，驾驶员自己养，一般恐人怕都得权衡权衡了，家里藏有上亿现金的人例外。
然而，曾侍郎的薪资好像还不足以如此开销。据说那时候京官有炭敬冰敬贴补家用，但从曾国藩留下来的文字记录中并无此项进账，而且不像是故意漏记。不知道清朝副部长薪水是多少，但就曾国藩而言，也只能马马虎虎够家庭日常开支。即便如此，曾国藩也“假惺惺”地跟兄弟们说：将来若作外官，禄入较丰，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。后来证明曾国藩一辈子就是这么假惺惺地做着官。
1852年9月，从时间上看曾国藩做礼部侍郎已经3年5个月了，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，可这时候曾家经济状况并不见好转。
因为母亲病重，曾国藩带着一个仆人雇顶小轿急急忙忙回乡探母，行至安徽太湖时，惨闻母亲大故，曾国藩直呼“痛极痛极”，为了节省旅费留在北京的家眷现在也不得不回家奔丧了，但难题依然存在：没有旅费。因为一家老小从北京千里迢迢赶回湖南湘乡老家，省着用也需要四五百两银子，为此曾国藩算了一笔细账：水陆途费约需要三百多两，买东西托运行李需几十两、遣散男女仆人支付安家费用也得几十两，这样算下来共需五百多两银子的开销，而曾家账上一般是月月光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来。曾国藩“不得不开吊赙仪”，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。其做法大约是在北京寓所给母亲设立灵堂，预备收点亲朋故旧的奠仪。可算下来也只能得到三百金左右，实在有点儿尴尬，只好吩咐家人找与自己相交甚厚的同乡、同年借支凑办旅费。而且要求记清账目，“不可多求人也”，受人恩情，当为将来报答之地。
曾国藩说做官要讲“良心”，所以他谈到自己做官时说有两大苦恼：一是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，常常把自己当作“钓饵”，简直无招架之力；二是自己做官的原则是“情愿人占我便宜，断不肯我占人便宜”。这样看来，曾国藩是清醒的，知道有人看准自己是潜力股，本想避免做别人的“钓饵”，可由于母亲去世，为凑办旅资亦属无法之法了。
曾国藩当然知道钱是好东西，而且还十分善于用钱。后来他练勇带兵，带领一帮三湘四水子弟兵血战沙场，他本来最是善于谈仁谈义的，但从来不跟士兵谈这个，说来说去只有一条：当兵吃粮，拿饷回家买田买地讨堂客。就是说，重赏，用足够吸引力的钱激励湘*士兵拼命。但他自己与银子的关系上完全可以用苛刻来形容了，后来攻克天京，据说曾国荃等湘*将士车载船运金银珠宝回乡，曾国藩就没给人口实。所以，在母亲去世之际，堂堂的副部级京官回乡给母亲奔丧居然要靠收奠仪凑齐旅费，并不虚假，因而令人唏嘘。
显然，并不是纪律道德或纪检监察机关要求曾国藩这么去做，他为之服务的朝廷也已经日渐衰落，根本没气氛让他清廉，作为朝廷中枢机构礼部的侍郎，曾国藩完全会有许许多多理由为自己开口子，比如水至清则无鱼，比如不敢不腐等等，任说一条同僚们都会会心一笑。而深得儒家文化浸染的曾国藩，“独慎”工作做得真是十分过硬的。赞